□　曹永學

　　中央網信辦近日印發通知，在全國范圍內部署開展為期一個月的“清朗·網絡直播領域虛假和低俗亂象整治”專項行動，重點整治無底線帶貨營銷、“偽科普”“偽知識”混淆視聽、傳播“軟色情”信息、侵犯他人權益、銷售假冒偽劣商品等五類突出問題。

　　網絡直播亂象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附帶品。這些年來，相關職能部門分工協作，對網絡直播行業進行動態監管，歷次“清朗”整治行動對打擊違法違規網絡直播、規范網絡直播行為起到了有效推動作用。但是，一些中小平臺和網絡直播發布者為了追逐利益，依然亂象頻出，嚴重擾亂網絡生態。

　　針對網絡直播亂象，相關職能部門近年來進行了“小切口”立法和規范，例如《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網絡直播營銷行為規范》《關于進一步規范網絡直播營利行為促進行業健康發展的意見》等。這些大多屬于部門規章或行業規范，相互之間內容或有交叉重疊。在實施過程中，不同部門各有側重，降低了執法權威和震懾力度。

　　網絡主播入職門檻低，素質參差不齊，為了追逐豐厚利益，不少主播游走于灰色地帶。以當下火爆的直播帶貨為例，一些主播為了提高銷售業績，吸引更多受眾參與直播節目，故意夸大直播產品的功能和質量，以次充好，甚至銷售“三無”產品，侵害消費者權益。因此，健全網絡直播監管機制尤為重要。根據《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等，直播平臺承擔自我監管職能，負有主體責任。但問題是，直播平臺自我監管職能與其利益追求相沖突，很難進行有效監管。一些平臺甚至還通過流量造假、虛構成交量、販賣個人信息、招募“刷手”等方式提高自身影響力，嚴重影響網絡直播營銷市場的健康發展。

　　網絡直播作為數字經濟新業態和國家確認的新職業，擁有上千萬的職業主播人，應當而且必須納入法律規制范疇。從執法、司法實踐看，利用現行法律、按照對傳統媒體直播的監管方式來監督管理網絡直播，確實存在諸多阻礙。首先，由于直播內容侵權所依據的程序以及認定標準不同，導致司法裁判出現不同的處理結果。其次，直播網站下數量龐大的直播間使得被侵權人收集證據難度極大，而且直播網站利用“通知—刪除”原則使自己規避風險，增加了被侵權人維權的難度。

　　由此不難看出，網絡直播的特性，決定了網絡直播領域的立法要樹立新的觀念。直播平臺作為媒介，必須牢牢明確其“把關人”的法律職責，以法律懲戒遏制平臺利益至上的沖動和價值取向，增加直播平臺的違法成本。以法律規制的形式提高直播從業者的入職門檻，完善網絡主播資質審核和行業規范，使廣大主播守住職業底線，提升守法上限。

　　我們堅信，在法治引領下，通過“行政監督、平臺自律、立法管制”三位一體動態監管，網絡直播領域終會迎來風清氣正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