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不斷拓展國際合作空間。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對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這再次為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明確了方向，也傳遞出我國堅定不移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決心。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重要舉措。當前，全球經貿規則加速重構，從“邊境間”的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轉向聚焦于“邊境內”的制度型開放。我國在商品、資本等要素跨境流動方面已基本實現自由化，進一步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的國內外銜接，不僅能吸引更多全球優質要素，還可撬動服務業、服務貿易在內的更大國際合作空間。在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過程中，通過科學比較分析，還能明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以開放為改革注入動力。

　　推進制度型開放，并非簡單的政策升級，需統籌好與流動型開放的關系。前者以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相通相容為主體，后者以商品、服務、資本、人員等的便利流動為重點，二者都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存在孰優孰劣、非此即彼的問題，而是辯證統一、互為支撐的關系。在對外開放實踐中，要找到二者契合點，形成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合力。

　　要把主動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作為重要著力點。高標準經貿規則是在現有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基礎上，圍繞全球經貿出現的新形勢新問題而制定形成，具備現實基礎和廣泛共識。當前，我國積極推進加入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不僅包含邊境自由開放規則，還涉及競爭中性、知識產權保護、政府采購、監管一致性和透明度等一系列“邊境內”規則。對標這些規則推動國內相關體制機制改革，將加速營造與國際接軌的營商環境以及更加穩定、透明、可預期的政策環境。

　　要注重穩字當頭，發揮好各類開放平臺的示范引領作用。高標準經貿規則是“深層規則”，具有涉及面廣、復雜程度高等特點。尤其是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容易的制度型開放任務基本完成，剩下的大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對此，要充分利用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各類開放平臺先行先試，做好對標高標準貿易規則的壓力測試，再穩步進行復制推廣。例如，海南自貿港探索數據跨境流動“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上海臨港新片區推動國際數據港建設，均為全面對接《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等國際規則奠定了基礎。

　　在開展“制度學習”的同時，也要積極進行“制度創新”。對于尚未形成統一國際規則的新領域，特別是在我國具有明顯比較優勢的領域，開展經貿規則創新試驗，為國際規則重構提供生動實踐樣板。同時，可依托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引導共建國家加強與國際標準化組織等重要組織的戰略對接合作，在知識產權、競爭政策等規則中反映發展訴求。這不僅是我國擴大制度型開放的關鍵一環，也將兼顧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利益，推動形成更加公正、合理、高效的全球經濟治理新秩序。